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新大众文艺”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关键词，“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更是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为此，记者专访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评论家阎晶明。
阎晶明深耕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与研究数十载，近年于鲁迅研究领域亦成果迭出。在他看来，新大众文艺不是“倡导的结果”，而是互联网时代“自发形成”的文化浪潮，是传统与新兴的共生。他坦言：“今天的文学，如何回应新时代、书写新生活，如何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化作鲜活的艺术形象，这是当代作家无法回避的责任。”
阎晶明，1961年出生于山西省偏关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与研究。著有《经典的炼成》《同怀：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独白与对话》《我愿小说气势如虹》《鲁迅还在》《箭正离弦：〈野草〉全景观》等作品。曾获冯牧文学奖、花地文学榜文学评论奖、年度“中国好书”等。
阿Q肯定看不懂《阿Q正传》
上观新闻：今年全国两会，“新大众文艺”成为代表委员讨论的一个热词，“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阎晶明：“新大众文艺”一词可以概括很多正在发生的最新的文学现象，起到了一个统摄性的作用，是在新媒体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的一个词汇。所以，它的“热”是有道理的。
上观新闻：“新大众文艺”被置于“互联网”这个全新的前提之下，是否意味着理解其“新”的关键在于把握其时代性？
阎晶明：关于新大众文艺，我个人的理解是，首先，要承认这是当前的文化热点，同时也是一个必然的文化现象，大家对此都持欢迎的态度。与此同时，我觉得还需要对其中的很多问题进行学理上的研究，要从本质出发来进行探究与分析，这是比欢呼与拥抱更重要的课题。
我认为，今天的新大众文艺与历史上的大众文艺，在内涵上还是有区别的。从文学阅读的角度来讲，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寻找、处理写作和阅读的关系，或者说在寻找、处理作家和接受者之间互动的路径。五四新文学的革命性、现代性，从大众文艺这个角度来说，是第一次全方位地把底层大众作为文学的主角来书写。祥林嫂、阿Q、人力车夫这类形象，一时间都成为文学的主角。这改变了古代文学中那种同情、怜悯底层的书写方式。但总体上，五四新文学作家并没有指望底层大众同时成为这些作品的接受者，阿Q肯定看不懂《阿Q正传》，而作家也没有这个期待和责任。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作家、艺术家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但要表现普通大众，而且还要让他们成为作品的接受者，也就是作品“给谁看”的问题。作家的创作任务，就和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不一样了。这个时期出现的代表性作家赵树理、贺敬之、李季等，他们的作品就是用群众看得懂、至少听得懂的语言来写群众的生活。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大众文艺”这个词汇出现了，并且变成了一种文学传统，也成为作家的使命。总之，如何处理好和大众、和读者的关系，一直是文艺创作的核心命题。
今天的新大众文艺，我觉得和以往的大众文艺有很大不同。新大众文艺不是一个倡导的结果，而是自发形成的。而且，新大众文艺在多个领域催生。短视频、微短剧，以及音乐、美术、戏剧、曲艺等艺术领域新的艺术现象此起彼伏。今天的新大众文艺处于迭代发展的状态中，是传统与新兴的共生，这是其时代性特质。
上观新闻：您提到新大众文艺是“自发形成”的，而非“倡导的结果”。那么，像作家协会等相关的专业机构如何面对这样一种自下而上、形态多样的文艺新力量？
阎晶明：对于很多专业的机构来说，对新大众文艺都有一个认知和适应的过程。首先，不能把新大众文艺直接对接成传统大众文艺的新出现。其次，这个现象里有很多需要引导的地方，如果简单地用传统上、历史上的大众文艺来解读今天的新大众文艺，就会遮蔽其中一些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新大众文艺的多样性体现在产生的背景、呈现的形态方面，复杂性则体现在主题、价值理念和艺术水准等方面，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因此，我们应该以全新的、独立的视角去看待和理解新大众文艺。
“爽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上观新闻：那么，文艺评论家是否已准备好了用这样“全新的、独立的视角”来解读当下新大众文艺的蓬勃景象？
阎晶明：从文艺理论评论的角度来讲，应该说还没有真正做好追踪它、应对它、评价它的准备。无论从理论上、词汇上、概念上，还是从现象分析上，似乎都还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角度。
可以看到，现在关于新大众文艺的关注与讨论存在两种情况：一是谈总体的时候，大都会说现在素人写作怎么样、微短剧有多少流量、电影有多少票房，还会提到一些作品的周边开发、“文化新三样”出海等话题。这确实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说明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在提升，大家都很看重这种整体的繁荣。但要评论具体作品的时候，真正能够深入研究与精细评论的并不多。比如，微短剧往往集数很多，因为它需要密集的戏剧冲突、情节急转等来制造“爽感”，这种创作和以往的创作完全不同。那么，这种所谓的“爽感”，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说，它是否完全吻合艺术创作的规律？这些都是评论家应该探讨的，这样的探讨，对创作者来说也是非常有益的。
上观新闻：从创作本身来说，当创作越来越追求速度、追求制造“爽感”的烈度时，文艺作品本应有的那种静静的滋养似乎正被挤压。
阎晶明：文艺作品还是应该有悠长的回味。正因如此，我们还要强调，在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同时，传统意义上的主流文艺工作者有责任拿出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的作品。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曾强调，在文艺创作方面，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今天，新大众文艺极大地拓宽了文艺的疆域，但文艺创作的高峰，与时代要求、群众期待仍有距离。总体上，现在还没有出现那种特别独特，能够概括一个时代总体性的作品。像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变及这种巨变对个人命运的改变。网络时代，人们通过艺术表达情感更加便捷。但从表现手法上来说，既有独特的叙事方式，又能呈现创作者深厚艺术素养的作品，还不是很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要强调阅读经典、崇尚经典、学习经典的重要性。最优秀的民族文化，大都承载在历代传承的经典之中。例如，四大名著、唐诗宋词的代表性作品，最能体现它们所处时代的特质，也凝聚着民族文化的精粹。
鲁迅还在
上观新闻：您认为：“经典的最大特质是，可以从一百个方向进入，进而打开一个广袤的世界。作为一位经典作家，鲁迅的任何一面甚至一个点，都可以是无限拓展的话题。”作为一名鲁迅研究专家，您自己是通过什么方向进入鲁迅的？
阎晶明：我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40年了，一直在和当代文学打交道，从事当代文学评论。而我的硕士研究生专业是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最近这十年，我又回到了研究鲁迅的路途上，想重新尝试一下。而尝试的原因，就和经典传承的问题有一定的关联。
我觉得，一个好的创作者需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作品，以及那些好作品到底好在哪儿、对自己的创作有什么启示。所以，我的鲁迅研究，是把当代写小说的人当作想象中的读者，想通过对鲁迅小说的解读，谈谈好小说的品质，以及写好小说的条件。
新华社照片，绍兴（浙江），游客在鲁迅故里和鲁迅的创意塑像合影。
比如，写作中鲁迅在哪些地方做了刻意的取舍？这类情况在鲁迅作品里是存在的，都有具体的例证。小说《药》为了强调革命的主题，突出革命者夏瑜的象征性，在写作上就牺牲了一点艺术性，主题表达更直接一些。鲁迅自己也认为《药》是有一些缺憾的，他写作的时候就已经有所认知了，但为了主题表达，还是这么做了。也有一些作品，为了保证艺术表达的精准、人物刻画的到位，会把主题的热度、高度降低。所以，鲁迅的作品里既有为了主题牺牲艺术的情况，也有为了艺术调整主题表达的情况。我们分析鲁迅的每一部小说，都既要看到这一面，也要看到那一面，才能真正理解他的作品。
我做鲁迅研究，其实一开始也没有什么宏大的目标。有些话题觉得说一说很有趣而且不无启迪，比如鲁迅的抽烟史、鲁迅与酒的关系、鲁迅的城市居住史这样的话题，既是他生平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也与他的创作有着内在的联系。
写出这种联系，是我们的一个重要课题。将看似琐屑的生活细节与其伟大处，他的思想、他的作品联系起来，才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我对鲁迅的研究，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从生平细节入手，进而研究他的作品，比如对散文诗集《野草》的阐释。前年我出版的《同怀》一书，是探讨鲁迅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联系的，目的就是希望对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鲁迅保持必要的认知。现在我正在做的是对鲁迅小说进行逐篇解读。
上观新闻：2025年，您的鲁迅研究新作《经典的炼成》出版，该书通过对鲁迅经典作品的文本细读，分析鲁迅何以成为鲁迅。
阎晶明：这本书收录了我关于鲁迅及其作品研究的随笔十篇，聚焦鲁迅的世界与经典的启示。比如，很多人知道《故乡》中的金句“其实地上本没有路”等，而细读这个作品，可以看到它的故事有多重性和复杂性，展现了鲁迅高超的文学技艺——将故事叙述、杂文议论与散文抒情完美融合，在有限的篇幅内构建出丰富的意蕴层次。这种复合型创作手法，对当代文学创作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上观新闻：“孔乙己的长衫”成为当下的一个网络热词，对此，您的解读是“读者重新挖掘出孔乙己的价值”。
阎晶明：鲁迅的《孔乙己》是怎么从生活原型出发，一步步把孔乙己提升为一个经典文学形象的？为什么这样一个描写百年前底层人物的作品在百年后的今天还能产生持续的社会影响？
孔乙己的长衫，在鲁迅笔下变成了一个社会身份的符号，变成了一个人的身份和现实处境之间产生差距和错位的标志。关于长衫的书写，来自民间、来自现实，而鲁迅恰恰拥有这样的发现力与概括力。因为，鲁迅对普通民众的生存境遇有深刻的感受，鲁迅的笔触是接地气的、有生活的，所以，孔乙己这个人物形象在今天依然拥有生命力。
上观新闻：这令人想起您另一部鲁迅研究作品的书名——《鲁迅还在》。鲁迅不仅还在您的书里，还在读者的讨论里，更还在“鲁迅热”的现象里。
阎晶明：鲁迅的“热”，不是说这个名字的热，也不是说谁倡导让他热，而是他作品的生命力，决定了他对今天的文艺创作依然是有用、有效、有意义、有价值的，需要我们好好去挖掘。
和作家在同一条河流里
上观新闻：作家梁晓声有句话颇耐人寻味：“我们可以把文学看成一条动态的河流，你就是在一个时期内河流中的一朵浪花而已。”作为一名文艺评论家，您认为文艺评论家在文学这条长河中应如何作为？
阎晶明：我觉得文艺评论家首先要有“在场”的状态，就是要跟得上时代。比如，对最新作品的基本创作趋势、代表性作家的作品，要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没有这样的基础，就谈不上真正的文艺批评。评论不是单纯地做理论解读，而是要有和作家在同一条河流里的那种感觉和状态。
其次，评论家要有一点纵深的历史感，即要把当代作品适度地与文学史上的作品放在一个框架里作为参照。对一些有代表性的优秀当代作品，还要在文学发展的脉络上给它一个定位，这些都是文艺评论需要做的。
我最近在看钱锺书的作品。钱锺书特别强调，文艺批评家不能只有理论功底，还应该有艺术的感觉，也就是审美感知力。有艺术感觉，你才能做真正的评论家，否则做评论就只会搬弄一些理论概念，或者用理论去生硬地解剖作品，这样的评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我觉得这一点对做评论来说也很重要。
文艺评论的核心，不在于你对一部作品是否定还是吹捧，而在于你对一部作品有没有阐释力。这种阐释就是评论者要和作品、和作家融为一体，既有一种和作家在共同的创作语境中探讨的感觉，又能在表达上和作品达到一种对话，同时还具备为作品在文学史上寻找对应的作品、对应的现象、对应的风格的能力，甚至为作品的艺术特色在文学史上寻找一个定位。钱锺书写的那些评论，无论评古代的还是评现当代的，都有一种很强烈的在场感，而且艺术感觉永远在线，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
上观新闻：但当下的现实是，钱锺书式评论不多见。
阎晶明：这是现在文学评论存在的一个问题。因为大量搞评论的人是在高校学院里的，高校学术研究有自己的规范和要求，学术评价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文艺评论的发展。
作品往往被评论家当作一个学术材料来处理，而不是作为一个鲜活的艺术生命来对待，这使得不少文艺评论流于理论化、空洞化、概念化。
做文艺评论，首先是要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与文字发生真正的碰撞，这是评论得以产生的基础。但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一方面，评论者需要有自己的体验、认知和表达方式；另一方面，评论毕竟不同于文学创作，还需遵循一定的规范，所使用的概念和词语应当建立在共识之上。那么，如何拿捏好个人表达与学术规范之间的分寸，便成了关键。
是一把刀子还是一把梳子
上观新闻：“也许，现在文学创作者和文学批评家的关系太密切了，一个圈子里的人往往有时难免说好。而批评家一旦和创作者互相说好了，作品真正好的地方就发现不出来了，没有了‘距离产生美’。”对文艺评论家谢冕的这个观点，您有同感吗？
阎晶明：是的，文艺评论界对评论应有的原则都有共同的认知，但真正在评论实践中做到是有难度的，因为这里边有很多复杂的因素，比如人情因素。
令我感慨的是，那些前辈评论家鲁迅、钱锺书他们就能做到公私分明。朋友之间交情很好，但讲到作品的时候，就毫不客气，甚至写文章直接指出对方的作品这不对那不行。比如，钱锺书对傅雷等作家都有过直言不讳的批评，但他和对方从来没有因为批评中断过交往。他评论傅雷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认为首先傅雷选择的原著就不对，《约翰·克利斯朵夫》不是一部典型的法国小说，并不具代表性。这虽是一家之言，但这是真实的观点。这种直言不讳的评论氛围，很是可贵。
我在《文艺报》当总编辑的时候，曾设想开一个栏目叫“陌生人评论”，就是让不认识作家的评论家评论作家作品，没有人情的牵扯，没有任何顾虑，直言不讳。我设想这个栏目的意义就在于，在立场上保持客观性，这是文艺评论的底线。
上观新闻：在底线之上，您看重的是什么？
阎晶明：在我心目当中，评论需要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要保持一种锐度。过于圆润的评论，失去了批评的锋芒，其实是没有价值的。对于批评家来说，彰显自己的胆识、勇气、能力，表达真实的观点，这是有意义且有价值的。
但锐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帮助创作者变得更好，而不是为了显示评论者自身的犀利。评论家展示了锐度，那个锐度对你的评论对象来说，是一把刀子，还是一把梳子？刀子用以砍伐，梳子用以理顺，锐度不同，作用也不同。如果是刀子的话，万一砍错地方了，反而会伤害创作者的热情，这就适得其反了。
上观新闻：文学常被视为时代的镜像。您如何理解文学与时代之间深层的精神关联？
阎晶明：我觉得任何时代的文学，都需要真正地表达好这个时代、书写好这个时代，这样才能获得更长久的生命力。这不是理论上的套话，而是被历史证明的真理。文学的真诚性，首先就根植于它的时代性。
当然，时代性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时代有无数侧面，作家表达什么、如何表达，既要作家感应时代的问题，即作家对这个时代要有敏锐的感知和真诚的呼应；也要作家有自己的定力，不能被时代的表象所裹挟。
每个时代的作家都有其共同性，也有时代赋予的特殊追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每一个时期，都留下了生动而真实地反映时代特质的优秀作品。今天的文学如何回应新时代、书写新生活，如何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化作鲜活的艺术形象，这是当代作家无法回避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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