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3月至10月，73岁的李鸿章先后访问了8个欧美国家，行程长达9万里。途中，他看到最新的军舰，伸手一摸钢板，立马能说出型号。在纽约，他为华人劳工激情发声：“是我们让美国的物价变得更便宜！”请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在新经济学家智库《太学》栏目中讲述的这段耐人寻味的历史。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资料图片）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一直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尤其侧重于洋务运动。而谈到洋务运动，就绕不开一个关键人物——李鸿章。今天，我给大家讲述的就是关于李鸿章“西游记”的这段历史，希望它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访问8个欧美国家，行程9万里
李鸿章的身份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晚清很多内外大事都由他参与处理。
为什么外交事务会落在他身上呢？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认知中，华夏是文明的中心，周边往往被视为未开化之地。因此，中国长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外交观念，也不专门设立外交部，一部分外交职能就交给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长期担任这一职务，所以很多对外事务都由他出面处理。
甲午战争后，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这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他也因此被举国上下痛骂为“卖国贼”。清政府将战败责任推到他身上，此后一段时间，李鸿章被投闲置散，也就是免去了实权职务。
就在这时，一件事又把他推到了前台：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要举行加冕典礼，邀请中国派遣高级官员参加。清政府斟酌再三，认为既要威望足够，眼下又无实权、无事可做的高级官员，最适合的就是李鸿章。而欧美其他国家听说李鸿章要访俄，也纷纷向他发出邀请，希望他能顺道来访。
于是，从1896年3月到10月，李鸿章在7个月时间里，先后访问了俄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这8个欧美国家，行程长达9万里。
除了《马关条约》的谈判外，这是李鸿章的第一次正式出国访问。一位长期负责帝国外交事务的大臣，竟很少走出国门，这颇让人匪夷所思。
说到这一点，不妨把中国和日本做个对比。日本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几乎派出了整个统治集团的高官前往欧美考察——除了留两位官员在东京看守政府，其余全部出访。从1871年到1873年底，他们用近3年时间遍访欧美，深入了解了欧洲和美国不同的发展模式，才最终确定了日本的发展道路。而清政府却迟迟不愿派遣高级官员出国考察。因此，李鸿章的这次出行，在晚清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李鸿章故居展出的李鸿章在德国伏尔铿船厂参观的照片。（视觉中国供图）
他的一个鲜明特点：凡事都要追问
李鸿章在俄国参加完沙皇加冕礼后，接着访问了德国、法国等国，之后到了英国。
一到英国，他就向英方提出：尽可能少安排宴会和应酬，多让他参观工厂。由于他是清政府首位到访的高级别官员，英方非常重视，安排他入住最豪华的酒店。在欧洲，这类豪华酒店通常都会陈列各种珍贵的艺术品原件，但陪同人员很快发现，李鸿章对这些艺术品毫无兴趣。他每天在酒店里最感兴趣的，反而是电梯——反复观察其运行机制与上下方式。酒店里还有人工湖和喷泉，靠水泵驱动，李鸿章也看得津津有味，他关注的都是这类机械装置。
在英国，他参观了许多工厂，特别是军工厂和造船厂。我们知道，北洋水师的军舰多购自英国与德国。因此，他对英国的造船和军械制造表现出极大兴趣。根据当时英文报道的记载，可以看出他非常内行，也问得极其细致。比如，对于新式枪械，他会仔细询问射速、转盘结构等性能参数；对于火炮，他会亲自登上炮台体验威力，并提出很多专业问题。
读到这些记录时，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这样一个细节：在参观一艘英国两万吨级的军舰时，他详细察看后问道：“你们用的钢板是哈维钢板吗？”英方回答是的。这里解释一下，哈维钢板是1893年左右由一位美国钢铁工程师发明的特种钢板，通过添加特定元素合成，硬度极高。李鸿章在1896年出访时，竟然已经知道这个概念，可见他对军工技术的熟悉程度，说明他做足了功课，心思完全放在这些实务上。
此外，在伦敦——当时已是世界金融中心，他参观了多家银行与金融机构，反复询问一个问题：如何从银铜双本位制转向单一本位制？中国长期以来同时以银和铜为货币本位，造成很多混乱，李鸿章深知其弊。因此，他不断追问技术上转换的方法，显示出对金融改革的强烈关注。事实上，清政府直到1910年才决定改用单一的银本位制，未能来得及推行，清朝便在1911年灭亡。中国的单一本位制最终是在民国时期建立的。从这里也能看出，李鸿章对这类现代技术与管理问题抱有浓厚兴趣，并且事先做了充分了解。
在英国期间，英方十分重视他的安全，派出大量警察随行保护。中国当时还没有警察制度，李鸿章因此对警察体系产生了强烈兴趣，详细询问了警察的职能、管理机制以及基层运作方式，并认为中国未来也应建立警察制度。实际上，在他去世的1901年，晚清才在天津北洋地区创建了地方性警察制度；到1905年新政时期，清政府设立巡警部，全国性的警察制度才逐步建立。可以说，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引入，与李鸿章此次出访有着密切关联。
李鸿章在英国访问期间接受了大量媒体采访。令他颇感意外的是，采访者中有不少女记者——这在中国当时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那个年代的中国几乎没有职业女性，女性大多缠足居家。因此，他对女记者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些女记者有时提问相当尖锐，而李鸿章也会反过来发问。由于对西方社交礼仪还不熟悉，他常会问女记者：“你今年多大？结婚了吗？”当时许多职业女性还没有结婚。而李鸿章则会说：“你们很聪明、很能干，但女人终究还是要结婚的，不能一直单身。”后来，英方安排他观看芭蕾舞。他对艺术本身兴趣不大，但他好奇的是：女演员的脚怎么这么大？怎么能单靠脚尖支撑旋转？
这段经历也引发了他的思考。一方面，他仍抱有“中国什么都好”的观念；另一方面，他又隐约觉得中国或许存在某些问题。尤其让他想不通的是：其中一位女记者是德国姑娘，居然能远赴英国独立从事职业。从自身认知出发，他努力想弄明白：难道西方女性天生比中国女性聪明吗？他猜想，是不是因为她们没有裹脚？中国女性的小脚是否限制了她们的才智与发展？这说明他尚未意识到，社会对女性的长期压制——让女性足不出户、无法参与社会工作——导致中国女性难以像当时的西方女性那样展现能力与见识。
可以说，李鸿章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凡事都要追问。英国人也发现他特别喜欢提问，这成了他此行的一大风格。
他预言中国将遍布铁路网
结束英国行程后，李鸿章启程前往美国。要理解他访美时的言行，我们需要先回顾他此前与美国的关系以及他对中国未来的远瞻。
早前，美国前总统格兰特退休后曾访问中国，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接待了他。那虽是一次私人会面，但李鸿章重点谈到了当时美国正在制定的《排华法案》。大量华工在美国吃苦耐劳，薪资低、待遇差，这与美国本土部分底层劳动者——尤其是同样从事低收入工作的爱尔兰裔——产生了冲突。爱尔兰人通晓英语，于是积极推动国会通过《排华法案》，从各方面限制华工。
1879年格兰特到访时，李鸿章就反复向他强调：美国不应当排华。华工薪资低，提供的服务和生活用品价格低廉，实际上提升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有什么理由要限制华人呢？
此后，不断有美国记者就这一问题采访李鸿章，因此美国媒体对他并不陌生。李鸿章深知美国舆论的影响力，不断通过记者呼吁美国公众与政府应当改变观念。他强调华工有益于美国社会，甚至提出应建立“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他认为只有通过劳动力竞争，物价才能降低，美国民众的生活水平才能提高。今天看来这很平常，但在当时，清廷高官中没有几人具备这样的认知——懂得竞争、劳动力自由市场和自由流动的意义。
因此，李鸿章一再主张反对《排华法案》，停止歧视华人、禁止华人赴美的政策。他还指出，如果没有华工，美国物价将迅速上涨，整体生活水平也会下降。尽管如此，美国仍在1882年通过了《排华法案》。而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李鸿章始终关注着这一议题。
他还进一步思考：中国未来能否强大起来？他相信中国一定会发展起来，并预言中国将遍布铁路网，而中国人聪明、劳动力成本低，随着大型机械的引进与工业化的起步，“中国制造”将遍布全世界——中国将成为“世界的工厂”。在那个年代能提出这样的预见，足见他的远见和智慧。
1889年1月，有美国媒体采访李鸿章，问及中国今后会如何发展建设。他当时就明确说：中国一定会铺设铁路，铁路网将遍布全国。而就在半个多月后——1889年2月，慈禧太后便下令准许修造铁路。
事实上，早在1872年，李鸿章就上奏朝廷要修建铁路，结果遭到群臣的激烈反对，慈禧太后也明确表示不赞成。此后数年，他屡次提议，每次都被驳回。反对派认定，修铁路不是为国谋利，而是为敌国谋利。
尽管屡遭否决，李鸿章始终不甘心，坚信中国必须修建铁路。当时，由于列强军舰从海上频频来犯，清政府意识到必须建立现代化水师，于是从英国和德国购买军舰，组建北洋水师。现代军舰需要锅炉烧煤，因此必须开发现代煤矿。于是朝廷又从英国引进采矿设备，在河北唐山着手开采煤矿。
在上奏采矿进展时，李鸿章用了一点策略。他在报告中不提修铁路运煤，而是说：从矿口到运河码头还有一段距离，且地势较高，水路无法直达，要修一条“新马路”来转运煤炭。朝廷对此并未反对。
就这样，他在这段9.8公里的路上修建了一条铁路。但是，当蒸汽机车拖着几节满载煤炭的车厢轰鸣行驶时，当地百姓和士绅吓坏了：这“怪物”何以有如此大力？定是妖鬼作祟！于是，弹劾奏章迅速送到朝廷，李鸿章不得不停用了这段铁路。
1884年，中法战争失败，福建水师整支现代化的舰队被法国海军全歼。清廷这才意识到：中国必须建立统一的海军指挥机构，也就是海军衙门。于是，醇亲王奕譞被任命为海军衙门主管。
原本，醇亲王是修建铁路的坚决反对者。但是，醇亲王在与李鸿章、李莲英一起巡视北洋水师防区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没有铁路保障煤炭供应，这些现代化军舰无异于一堆废铁。他当场转变立场，从铁路反对者变成了支持者。
返京后，李莲英和醇亲王便在慈禧面前不断陈说铁路之利，慈禧的态度开始有所松动，最终于1889年2月下旨准许在全国修建铁路。
读通《国富论》，预言美国大选
再回过头来说李鸿章访美的事。
来到美国后，李鸿章所有的谈话、演讲几乎都围绕一个核心任务展开，那就是反对《排华法案》。当时美国除了原有的《排华法案》，又陆续出台了一些歧视与排斥华人的法律。李鸿章利用每一次见面、每一场演讲，反复呼吁美方废除这些法案。
他是怎么论证的呢？他提出：财富是由土地、劳动和货币三者结合而产生的。华工提供了大量优质劳动力，这对美国创造财富是有利的。听到这套论述时，我也很惊讶——他怎么会懂这个？我们知道，早期经济学家威廉·佩蒂曾提出，财富源于土地与劳动的结合；而现代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进一步将货币纳入生产要素，形成了经典的“生产三要素”理论。李鸿章在1896年就已运用这套当时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来展开论述。
这里有一个细节，《国富论》的中译本直到1901年才在中国陆续出版，那么李鸿章在1896年是怎么知道这些理论的？我在研究中发现，他身边有一位英文极好的幕僚，名叫罗丰禄。罗丰禄是福建人，和严复一样毕业于福建水师学堂，之后一同被派往英国留学。回国后，严复留在水师学堂任教，罗丰禄则成了李鸿章的幕僚。看来他也和严复一样，在英国期间不仅学习航海，还广泛涉猎社会科学著作。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极可能是通过罗丰禄传递给李鸿章的。而李鸿章思想比较开明，很快就接受了这套理论。
在美国期间，李鸿章感兴趣的依然是工程技术、科技和武器装备。他参观了当时刚落成不久、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纽约布鲁克林大桥——这是世界上第一座钢索悬索桥。访问行程中专门安排乘船从桥下经过，船渐行渐近时，李鸿章当然也很赞叹，但他反复询问的是：这座桥用了多少钢索？建造成本是多少？连大桥的高度、长度、结构细节、电缆系统和人行道设计，他都问得极其仔细。听说大桥造价高达2500多万美元，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他便不断追问：如何回收成本？用什么方式回收？这让美国人深感意外，也看出他是一位非常精明的管理者。
在李鸿章结束访问、即将离开美国时，正值10月，美国四年一度的大选临近。有记者采访李鸿章，问了他不少问题，而他照例反问记者：“你准备把票投给谁？”记者说自己是民主党人，会投给现任总统（民主党候选人）。李鸿章却十分肯定地说：“你肯定投错了。他当选不了，这次赢的会是那位共和党候选人。”一个多月后，大选结果公布，李鸿章的判断完全正确。遗憾的是，我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找到他究竟是基于什么做出了这个判断。
历经9万里行程后，李鸿章回到了中国。虽然向朝廷汇报了出访见闻，但朝廷并未重视，他的诸多见解并没有转化为国家政策，仅仅成为他个人的观感。对慈禧来说，他不过是完成了一项外交任务而已，并未真正重视这次出访带来的启示。
而回过头看李鸿章的这段“西游记”，他在出访中面对的诸多问题——如中美在劳动力、职业市场等方面的矛盾以及《排华法案》——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仍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李鸿章能运用当时最先进的经济学理论展开论辩，这一点提醒我们：在当今的国际交往与博弈中，我们同样需要掌握前沿的社会科学理论，在此基础上清晰发出自己的声音，以理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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